我哀伤的是我的嘴不是无限的。

一个人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某种生理学或物理学现象，比如呼气、声带、口形和声波等等，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琐碎细小。不过，一种自然科学的解释，对于正在说话的声音，等于什么都没说。

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进入语言科学吧，但依然会感到困惑失望。语言学家研究的不过是声音的发声读音，但这个声音本身是在这个领域之外。这样被排除在外，很可能是方法上的，隔行如隔山。就算更换别的声带，也不会影响到语言声音的形式，不会触动所说句子的词汇上语法上的特性。在某个特别声调或者强调重音也构成表述之一部分的范围内，那么这种表述的调整必须能用一种所有语言表述者使用的同种方式来执行，这样才能在该语言系统里做这种调整。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我们对于某种表述的理解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这种表述是由男人说还是由女人说，或者说话的听起来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完整的还是断断续续的。罗兰·巴特写道：“对声音的倾听建立了和其他声音的关系：通过这个声音我们认识了其他的声音（就如一个信封上手写的文字），这种声音为我们显示出它们存在的方式，它们的快乐或者痛苦，它们的场所；这个声音会带着一个其身体的图像而且不仅如此，还带着完整的心理状态（比如我们会谈到热情的声音或一种没有色彩的声音等等）”③。古代的修辞学者已经知道，听众对于某一叙说的判断首先是基于说话者的性格特征，即希腊语“ethos”。我们对于谁在说话的评估（有多少力量？有多少诚实？有多少经验？有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决定了某一措辞是否达到了或者失去了其说话的作用。听众得到的性格图像是取决于说话者的声誉，但是也受到他出场讲话情况的影响。一个人的声音就是这个人的浓缩形式的性格特征，一个发出声音来的信号描述。

修辞的经验显示出，声音能起到语言的标志作用，标志单独个别的起源。这意味着这个声音既是语言性的，同时又不是语言性的。它本身是言说之物的载体，也是可言说之物的界限。在个人那里，声音代表了不可象征化的事物，不过它的前提同时也是语言的象征化，因为从一个人嘴里冒出来的不清楚的发声还不能算是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并不等于在所谓“用嘴巴发出的声音”之意义上的“口说”。它和言说是不可以分离的。听一个声音，就是听某人说话（或者说唱或者唱歌）。这是一个有身体意义的充满了形式的发声。德里达称之为“干燥的声响”。那么哼哼的有节奏但没有词语的音响是什么呢？显然当有人用元音来唱歌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声音了。这同时也是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没有语言的语言——也是说话的开端。儿童在学会词语之前，在理解言说的参考功能之前，就能模仿词语的旋律了。有节奏的造句，语法的胚胎形成，是在词汇之前。

嘴巴是一个混合声气的容器，一个变换的洞穴。我吞下了其他人的词语，又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词语吐出来，并混合了我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无法冲洗干净的，而是让我的表述改变了特点（有了另外一种性格特征）。当我抓起笔来书写的时候，这种关系也并不取消其有效性。在书写中会让人想起的那个主体虽然没有什么声音上的特别种类，不过还是会在意识中作为声音出现：一个声调、节奏和音响的单元，会告诉我们那些说出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理解一个文本，其实就是把一段话的口语经验转到无声的字母世界。这段话在一种无形的套子中被包裹成了句子，并在一种收集动作中呈现给读者。在包容了一个声音形式的同样范围内这些文字就成了可读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阅读的超越条件”。不过也有其他人，比如保罗·德·曼把这点看作审美的幻觉，严格的文学批评家应该与之保持距离。④

嘴巴是一个混合声气的容器，一个变换的洞穴。我吞下了其他人的词语，又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词语吐出来，并混合了我自己的声音

那么文本也应该有嘴巴吗？

对这样的分析推理必须提出一个警告。写出来的文本掩藏了结构，这种结构在它们转变为口语化的时候才呈现，这并不意味着文本在本质上是抄写下来的话，或者只有在和活生生的词汇的关系中的一种服务功能。谁要相信这一点，谁就会成为德里达已经很成功地诊断出来的“声音中心主义”病症的牺牲品。文字的特殊之处就是文本中发出的读者听不到的声音很可能是作家从来不会说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