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在儒家“格物致知”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述，成为宋至明清之际具有引领作用的社会思潮，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2008年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立项“宋明理学与法象药理学的相关性研究”、2017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宋明理学与中医理论嬗变”、2019年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基于本草学认知方法的中国传统格致方法研究”及2019年云南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代理学对朱丹溪中医学术思想影响的研究”等。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就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从学术层面来看，内容集中在宋明理学哲学思想和认知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医家学术思想及药理理论的影响上。纵向而观，研究虽有一定进展，但问题明显：一是存在个别同质化研究；二是在认识论层面，不自觉地陷入还原论思维，认知出现偏差的现象屡见不鲜。

1 宋明理学论理模式与中医的哲学、科学特质

宋明理学家赋予了“格物致知”新的内涵，渗透到中医学领域，成为了对中医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形态。其“格物致知”的思想，及对宇宙生成、太极、阴阳、气、天人关系、象数、理气、体用、知行等内容在哲学范畴的阐发，促进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发展，增固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例如，理学太极说的思想，被朱丹溪、赵献可、孙一奎和张介宾等医家用以阐发“命门为生命活动原始动力”“命门有位无形”“命门与阴阳水火动气的关系”等重要理论命题，形成了“命门学说”。欧阳建军等[1]指出，命门学说在理学太极学说的影响下，已超出和突破了《内经》《难经》之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学说。然而，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学者习惯于以主观唯心与客观唯物、形而上和形而下来分析和看待问题。如有学者[2]就认为中医将理学“太极”引入来解释命门，使之成为了形而上的概念，无法得到形态学支持，理论上无着落，临床上意义不大，是哲学的成功，医学的尴尬。这种以“形而上”“无形态学支持”作为论点，将哲学与科学、医学分裂，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认知——中医要走向科学，就要把那些哲学剥离出去。此类认识是“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3]835，抹杀了中医学在形态、方法和理论上与哲学不可分割的关系。

再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思想和认知方法，增强了中医学的科学特质。理学在“格物”的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对外物性质和规律的探求，有人文的、有自然的。不少学者将“格物致知”在认识自然方面的应用与自然科学关联起来，去挖掘格物致知认知方法的科学性。如有学者[4]从格物知人、格物知药、格物知医探讨中医理论特色，指出中医学兼具人文哲学性质的理论形式与自然科学性质的实践内容，认为保留“格物致知”的人文性质，兼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思想，能带来中医学的巨大发展。再如，关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医哲学史》[5]分析认为“李时珍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字里行间，闪耀着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光芒”；《中国通史》[6]认为其有一套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原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中药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他的前代”。赋予中医“格物致知”自然科学的内涵，促进其概念向“科学”靠拢，是近现代以来的一种认知趋向。

确实，格物致知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但其与自然科学对“物”的认识，是有本质差异的。在认知层面、认知方式上和方法上，前者取“象”层面，重在观物取象，主要利用意象思维，以“取象比类”为主要方法，注重整体联系；后者取“体”层面，力求实体求原，主要依赖抽象思维，以还原为主要方法，注重局部功能。在主客关系上，前者立足于主客相融，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为一”，后者则以主客对立为立场，将物、我做了截然划分。在认知目的和路径上，前者探索的是“象”规律，在现象之中去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后者追求的是“体”规律，在现象背后寻找内在本质依据。因此，二者不可能相互兼容，只能互补。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去理解、解释中医的“格物致知”无异于舍本逐末。

2 宋明理学认知方法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