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情感经验的处理多少代表了一个诗人的写作倾向，或者说诗歌写作的基础，对生活的空虚、无聊的本质，对市场经济、权力政治，对命运的不可知，对写作本身的过程与感受，这些都可能构成一次诗歌写作的源起，但是在这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在面对生活时所做出的反应。一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从这些事件中汲取“痛感”，不论是在生理学还是心理学的层面上，疼痛与伤害都是最容易让人深切感受，并且印象长远的。作用在诗歌上，诗人能很迅速并方便地从中提取出抒情成分，并混入一些简单的诗歌处理技巧，从而轻松地打动一片读者与诗人自己，就像蹩脚的厨师洒下大把的味精。但事实上，痛感更像一种想象体验（这里说的并非是肉体上的疼痛，并非神经向大脑传递的警报讯号，而是对内心的情感经验进行加工而成的一种感受描述）。

这样的针扎对生活本身、对诗歌本身却是不痛不痒的，而对诗人和读者，针扎般的快速疼痛，既能让他们一时间感受，也能一时间愈合，而且不会留下一点点的伤疤。在一个本身代表着速度的一次性时代，这样的一次性作品无疑会受到不少青睐。

但若是不能如庖丁解牛般切开生活与诗歌的纹理，进入其内部，那诗歌写作还有什么充分与必要的理由？既无必要的理由，便是可有可无之物，那还何必继续写作。我们可以以大刀剖向自己的日常，面露狰狞，颇有不死不休的架势，誓要好好看看内里到底是个什么“狐仙”；也可以不苟言笑，摆出一副生人勿进的样子，带着清醒理智的大脑对生活细细揣摩，依旧让他无所遁形。在新诗才满百年的光景里，我想，但凡对自己的经验抱以某种诚挚的态度与细致的思考，在这个前提下，其面目应该都是在可允许范围内的。

不同于那种嘻嘻哈哈、无心无脑地挥舞着一根细针，以一次性为前提，以瞬间疼痛的还原为目的取巧的写作，也不同于刚刚说到的两种不同的真实的诗歌写作架势，李海鹏的诗歌展露着他自己独特的面目。他理智地对生活细细揣摩，却不是一脸生冷；带着笑，却不是嬉笑，而是发自内心，即便面对困境或感受到刀斧加身，也在试图为自己脱困，极力做出温柔的缓冲，正像他在《雪夜归人记》里写道：

横穿过三环桥上壅塞的众星座，你的

新学校终如天狼星般射来（公交车

缓缓转过雪白的路口）。距离并不遥远

但灵魂的位移究竟为何如此艰难！

这样的反应对于一个诗歌学徒而言可以说是宝贵的，尤其是作为一个还很年轻的诗歌写作者而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言语，处在不同时代的话语环境之下必然受其影响，一如“文革”里成长起来的那批写作者，在诗歌中表现出的“在党旗下宣誓”（敬文东语）式的语言，而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写作者，也不免带上以最小的力气获得最大利益的经济型头脑来写作。在这个前提下，矫情地叙述悲苦，对有经验的作者而言无疑十分轻松，而对才开始诗歌写作没多久，或者在诗歌写作中一直止步不前的“文艺青年”而言，这样的写作上手方便，而且极易打动他们自己。避免矫情，避免将简单的情绪放大，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学徒所需要的不断修行与警惕。

李海鹏的诗歌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独特的面目，一方面得益于他收获自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传奇性”的热情与喜爱，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从传奇中生发出来的对“健康的浪漫主义”的追求。T. 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已然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在今天依然不断被人提及，也不断被一些诗歌写作者奉作瑰宝或诗歌写作的重要资源而不断用以加入到自己的写作实践当中，李海鹏在“90后”诗歌研讨会的发言里，也曾说道“我自己的诗学理念具有某种保守性的底色，因为我深深认同T. S.艾略特在其著名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任何写作者都不可能自外于他的传统。”

而李海鹏的传统，或者说他对生活的传奇关注，除了他自然生长的诗歌理念，还有“对唐传奇、明清话本小说如‘三言二拍’等的喜爱和所受的启发”。李海鹏的诗不经意间勾连了古典与现代，这得益于他对自身内里传统的发现，和对生活经验的敏锐感知，这对于我们如今的写作者已经不算太过困难，却也并不多见，依然有诗歌写作者在做着这方面的尝试而未果，或许要问李海鹏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写作中做到的，他也无法具体地叙述清楚——这是无法通过尝试实现的。在有意识地去面对或者说去发现自己血脉里、口音里、措辞里的传统底色时，它便自然而然地到来了：